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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 佛大校長楊朝祥：以「生均成本」救大學
前教育部長，現任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 少子化地雷即將在今（2016）年引爆，私立大學首當其衝，前教育部長怎麼看？目前擔任佛光大學校長的楊朝祥認為，少子化表面上是人數的問題，實質上則是資源問題，呼籲政府改變大學資源分配方式，改以「生均成本」救大學，並且開放校辦企業。此外，他也不認同教育部五年整併轉型50所大學的政策，直言大學數量不是問題，退場不該是解決少子化的主要選項；而大學合併若沒有產生「1＋1＝1」的化學變化，強推合併並沒有意義。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題不在人數，而在資源分配 【問】：今年是105大限年，您怎麼看少子化對大學的衝擊？ 【答】：高教市場少子化的問題不在學生數目，而在資源是否充足。由於絕大多數的私立大學都以學雜費作為學校運作的基礎，一旦學生人數減少、經費短絀，學校就無法運作，除非董事會願意額外出資。 因此，少子化表面上是學生人數的問題，實質上則是資源的問題，若學生人數減少，資源仍一樣充沛，沒有跟著衰減，反而是辦理優質教育的最好時機；但事實則是人少了、錢也跟著變少，以致學校不能運作。所以根本問題不在少子化，而在資源分配的方式。 【問】：改變資源分配可以解決少子化問題嗎？ 【答】：我相信可以。第一是政府對於公立大學的經費補助，不見得要以學生人數當作補助標準，則即使學生人數減少，也可以辦得很精緻。 第二是開源，政府應對大學鬆綁，讓大學的運作更有彈性，開放大學辦理衍生企業或大陸所稱的「校辦企業」，讓學校多角化經營，用各種不同的資源收入彌補短收的學雜費，支撐學校運作。我的母校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有一個工業園區，學校自己開發的商品都由育成中心廠商直接在園區內生產，成為學校經營的校辦企業，就是一例。 過去我們常講大學不要與民爭利，但大學可以善用自己的專長領域，執行一些民間做不到的研發工作，做完後再與民間合作推廣，這是不錯的開源方式。像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有一個免疫馬場，專門生產抗蛇毒馬血清，就是類似的概念。 訂定生均成本，保障學生受教品質 【問】：現在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的補助，主要是按人頭計算，這部分該做調整嗎？ 【答】：之前有人提出根據學生單位成本計算補助經費，但那是以開支為基礎來計算，我並不贊成。就好比每個家庭的開支會因為收入或豪奢程度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別，大學若以學校的支出來計算每生單位成本，也會失之客觀。 建議採取「生均成本」的作法，實際計算出每位學生為了達成某一個預定的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所應該有的經費支出；亦即將學生相關事項的所有經費，例如所應分擔的教師薪資、設備支出、空間支出等，一一羅列出來，然後計算出平均一個學生應該分擔多少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在談高等教育的品質保障與保證，品質保證的第一步就是提出一個計算成本，讓學校根據成本編列預算，使學生達到我們預期的水準。 我認為，生均成本是維持教學品質的最低要求，也和少子化的解方有關，大學只要明確知道生均成本在哪裡，即使學生數變少，但生均成本若能繼續維持，則學校運作就不會有困難。而且生均成本應隨學校類型與規模大小的不同而有不同標準，不宜全國一致。 生均成本計算出來後，每一所公私立學校無論如何都應該保證達到學生的生均成本，才能保證學生的品質。雖然資源不見得等於品質，但沒有資源，品質一定差，所以生均成本的概念應該擴大為保證品質，否則吃虧的將是學生！ 【問】：若有學校生均成本不足，是否必須減招？ 【答】：當學校光靠學雜費收入已不足以滿足生均成本時，必須透過政府補貼、董事會募款或出資，或者校辦企業等其他更積極的方式開闢資源，在私立學校就是由董事會負全責；萬一成本仍然不夠，招生名額當然就必須被限制。 學雜費是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 【問】：學雜費鬆綁會是開源的選項之一嗎？ 【答】：生均成本是否扣連到學雜費的鬆綁，要看政府政策而定，若政府不希望私校收太高的學費，就應該有其他配套措施，要求董事會另想辦法，例如開放校辦企業，讓學校能藉由校辦企業的獲利達到生均成本；若獲利非常好，甚至可以反向調降學雜費，吸引更多學生就讀。 外界常爭論學雜費應否鬆綁或公私立學雜費應否拉齊，但這已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畢竟誰都不願意付出更多的錢，尤其現在經濟發展不是這麼好，政府與大學還是必須為家長考量。我們的社會賦予政府太多責任，所以學雜費短期內可能沒有完全鬆綁的條件。雖然有學者主張學雜費市場機制化，但這將導致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念書。 鬆綁境外名額與兼任教師時數 【問】：除了校辦企業，大學應鬆綁的部分還有哪些？ 【答】：大學境外招生應解除百分之十的管制，開放學校各顯神通，甚至在大陸、東南亞等境外地區設「分教點」招生授課，換言之，不只是把學生招進來，還可以把學校的資源推出去。 再來就是大學教師的聘用，現在只有專、兼任之分，建議政府放寬兼任時數的限制，讓學校可以聘請優秀的實務界人士到校擔任長期性的兼任，打破每週四小時的管制。 開放香港副學士來臺轉學念大三 【問】：提到招生問題，今年9月大學就會減少2萬多名新生，這部分您怎麼解？ 【答】：生源增加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方法。增加生源的管道有很多，但我們都沒有好好去談，例如香港地區有許多學校頒授「副學士」學位，相當於我們的專科學歷，但在香港是屬於一般大學體系，而非技職教育體系。這些學生其實很想繼續升學，香港的大學也把他們當成重要財源，但仍有很多人希望來臺念一般大學，不想留在香港，可惜這條管道一直沒有打通。 佛光大學在香港有策略聯盟的高中，不少家長向我反映此事，我也向教育部提出建議。教育部最近已開始討論，未來可望開放香港副學士學位生以轉學方式來臺升讀一般大學三、四年級，相信實施之後，必可為國內大學帶來新的生源。 此外，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有許多會中文的華人，這些華人地區都是國內大學可以招生的目標。更重要的生源當然是大陸，目前陸生來臺就讀二技的「專升本」報考人數過低，主因在於對方限制太多，例如不准臺灣的大學在當地招生宣傳。建議政府應與對岸進行高層協商，為彼此爭取更大空間。 大學退場不應是少子化的主要解方 【問】：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境外生也會上網查評價、挑學校，後段大學能樂觀以對嗎？ 【答】：學校對外招生的最基礎條件，就是辦學必須達到相當水準，至少應先贏得家長信任，辦出自己的特色與口碑。這也呼應我先前所提出的品質保證的重要性。沒有品質做條件，學校當然收不到學生，最後只好自食其果。建議政府對大學的管制應再鬆綁，盡量協助學校根據自己的條件建立特色，各校也要深思有哪些可以創新之處。 另一方面，我不贊成教育部訂出五年內合併轉型50所大學的政策，也不希望以學校退場作為解決少子化問題的主要機制，因為關多少間並不是關鍵。除非教學品質每下愈況，學生人數愈來愈少，學校還在硬撐、拖時間，則教育部站在監督立場，最後當然只能讓沒有辦法經營的學校收掉。至於有機會、有意願做更多努力的大學，教育部應該給他們更多機會去試。 我先前也提到，如果辦的是優質教育，而且資源足夠，即使學校只有2千名學生，為什麼一定要關？學校競爭力與大小無關，學校數量更不是問題。與其成立一個基金讓大學退場，為什麼不能用其他方式？臺灣因應少子化的方案過於消極，應該更積極地提出更多配套措施，利用少子化的衝擊作為改革契機，不要一談到少子化就跟退場連在一起，退場應該是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做的。 大學合併應1＋1＝1 【問】：大學合併後，競爭力不會提升嗎？ 【答】：要看合併的方式。教育部有權要求國立大學合併，但應該事先做更多規劃，把學校真正變成一個整合的單位，不是1加1等於2，而是1加1等於1，也就是合併應該起化學變化，而不是物理性的結合，這才是大學合併的最終標準。但現在的合併案都是1加1等於2，甚至等於2.5或3，合併後不僅原來的單位繼續存在，還加碼新設學院、科系，學生數、系所數與經費並未減少，又增添新的嫁妝，這樣的合併有何意義？ 師資空洞化是高教最大危機 【問】：新政府即將上任，您能提供一些建議嗎？ 【答】：高等教育現在面臨少子化與國際化的雙重衝擊，國際化不應只是增加國際生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臺灣的高教水準達到國際水平，這部分我們必須做更多努力。但高教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師資斷層，少子化使許多大學不願意新聘教師，資深教師又逐漸退休，教師薪資也無法與香港、大陸、新加坡競爭，導致重量級教授紛紛被挖走，新血則進不來，高教師資空洞化愈來愈嚴重，將使臺灣的競爭力愈來愈弱，政府應予正視，並推動大學教師薪資結構改革。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評鑑雙月刊第60期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楊朝祥：改變資源分配方式救大學
大學校園 【104公費留考】社會科學、法、商最夯
教育部統計，104年公費留考錄取人數共100人，男女比例約4比6，以前往美洲的學生最多。（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教育部近日發布最新統計，104年公費留考錄取人數共100人，男女比例約4比6，以前往美洲的學生最多。若進一步從就讀領域分析，就讀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的學生最多，占4成5，其次則為人文及藝術領域，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排第三。 區域以歐美為主，領域以社會法商居多 教育部統計，去年公費留考的100人中54人都選擇前往美洲，比率最高；其次則為歐洲，占3成5，其餘亞洲、大洋洲等都沒有超過1成，非洲則掛零。教育部觀察，每年公費留考都以歐美為主，不過隨全球多元發展及政經版圖變動，近年歐、美兩洲比重互有消長。 若以領域來看，社會科學、商業、法律領域人數45人，在各領域中比率最高；人文及藝術領域25人，為第二名，其餘領域如醫藥衛生、科學等，人數都在個位數。 教育部國際司指出，102年到104年間教育部另設置尖端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每年約30個名額，申請理工領域的學生會流往此管道，因此公費留考統計上以人文社會學群人數較多。但若將尖端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納入計算，理工、生醫領域與人文社會領域間的人數差距不大，今年該獎學金併入公費留考，領域分布預估會恢復均衡。 不過，國際司也說，理工領域學生因應產業需求，很多拿到碩士就趕快先進職場「卡位」，除非要朝學術領域發展，攻讀博士的本就屬少數。 考慮新增學門，聚焦博士領域 國際司表示，公費留考目的主要是培育符合國家發展需求的高階人才，公費委員會每2年會招開會議，討論學門、學群分配，以及是否增加新學門等。例如105年配合新南向政策，新增「東南亞區域研究」，另因文化資產保存、社會企業創新近年愈來愈受重視，也納入新學門；生醫領域則因應疾病發展，增加疾病疫情管控等。 此外，教育部從今年起，公費留考受獎生除建築規畫與設計、藝術學群等，其餘學門僅限攻讀博士學位。國際司表示，過去國內高等教育仍在發展階段，碩士也須向國外取經，但隨高教發展漸成熟，希望將資源放在補助學生去國外學習最尖端的內容，因此公費留考補助主要聚焦在博士領域。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聯合新聞網文教頻道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公費留考 社會科學、法、商最夯
大學校園 沒有科系，學生失去方向和歸屬感？—《大學的藝術》7
有些事總是叫好不叫座，例如大學的學程制、大一（及大二）不分系。這些事，在構想上都是好的，而且是當前大學教育陳疴的良藥，但是，偏偏在台灣推展不開。 我們還真的不能便宜地說大學保守、不願變革而已。其實，有不少學校在做學程制、不分系的實驗，結果卻不見得好——至少，至今沒做出一個全面有說服力的結果，以及於無法推廣到全校、全部大學。 據聞，當學生不屬於特定科系時，他們常流於沒有系館、沒有人管、沒有資源、沒有同學與學長姊的可憐境地。於是，他們缺乏群體歸屬感，也缺乏學習的引導方向，老師與校方也難以追蹤其學業表現，生活情況，無法在學生需要的時候予以協助。 學程制，或是大一（大二）不分系，該有的關鍵配套運作，許多學校並沒有學到：「宿舍經營」，以及「學習諮詢制」。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宿舍，可以是學習與生活的核心 沒有科系作為骨幹，大學需要另一個人際關係的結構，要由學生之間憑空產生並不容易。哈佛也是一個入學不分系的學校。沒有科系課表提供了新生修課規定，也沒有科系學長姊。哈佛的第一個配套在於「宿舍經營」。 在台灣，無論對學校還是學生而言，宿舍往往是一個很邊陲的事務。不要說宿舍通常沒有經營歸屬感，往往還非常破舊、擁擠。歐美常見宿舍中有共用客廳、共用廚房，讓學生練習生活，這些資源在台灣大學宿舍非常少見。我們在此先不討論硬體，我們來談哈佛在宿舍的軟體、人際網絡方面如何經營。 哈佛在進入學校後，全部一年級新生會住在校園核心，最有歷史感的建物之一：哈佛大院（Harvard Yard）。在二年級之後，則以亂數為主的方式，分編至十二棟「家族」（House），除非有極端原因，否則學生不會搬移，也不會外宿。學長姊和學弟妹的關係，主要是以家族為單位傳承。「不分系」所造成的「一盤散沙」現象，在哈佛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同「家族」之間的深厚情誼鍊，比台灣的科系情誼有過之還無不及。 在「家族」之中，高年級學生已選定專修，所以關於修課、選學系、發展生涯，新生不愁沒有人請教。而且，還會有來自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領域的專任教授，長駐各家族中，擔任諮詢的工作。專任的諮詢者包括哪些領域，則由各家族學生商議增減。 如此，哈佛（似多數美國大學），以入學不分系的方式，避免了大一即分系所造成的發展路線限縮、避免了人際關係與視野的限縮。進而，又以宿舍的經營，建造歸屬感、建立輔助系統。可謂兼得兩者之利。 劍橋大學的學生，入學時就選擇特定學程 （但學程與科系相互獨立，歡迎參見前文），該校經營宿舍的傳統更是優久深刻。劍橋學生從入學就入住二十九個學苑（College，為不和School相混，在此另譯為學苑）之一，這些學院會提供學生跨領域的人際關係、交流機會、擴展學生的眼界，更重要的，是營造深度的認同感。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為學生打造個人課表：學習諮詢制 沒有科系或是必修課表，常發生的問題是，學生迷惘不知道自己要修什麼課，校方也沒有管道引導學生。這時候，就需要「學習諮詢制」出場。 在瑞典烏普撒拉大學，選課前學生都會和課程諮詢員（coordinator）討論要選什麼課。諮詢員會和學生討論有興趣的領域，然後他會依照學生之前有修過的課程，以及相關領域給建議。諮詢員會和學生討論選擇某門課程的動機，並且討論評分標準學生是否能夠負荷，基本上諮詢員會尊重學生的決定。 另以密西根大學為例，其諮詢系統遠比我們想像得更加嚴密。各學院都有自己的諮詢體系，學院中各科系也有自己的專屬諮詢員，夠大的科系，諮詢員還會分不同類型與轉長。而諮詢員之間除了有稍微的專業化，也有某種資深制，他們之間有共識，遇到複雜難解的個案，要轉介紹哪一個最有經驗的同事。 密西根大學的諮詢員通常是有業界工作經驗的畢業生，而芝加哥大學的諮詢員是資深的博士班學生——這和芝加哥大學的定位更純學術導向可能有關係。此外，諮詢員雖然會依照學生的生涯規劃提供選課、學習建議，卻和職涯辦公室性質不同。後者會提供寫履歷教學和模擬面試的單位。 好的諮詢員要有幾個條件：（1）要了解各種學習的方案、資源。（2）要對於職業環境有廣泛而符合現實的理解。（3）人格特質上要有耐心，願意花時間引導不太清楚學制或未來方向的學生。要培養這些能力和特質，學校本身需要進行人才培訓的工作。 2014年有某些大學中，設立了某種「課程諮詢」機制，但是我並不看好。原因是，這些學校常直接找教授來當諮詢員，但教授往往不是良好的諮詢員。如果這些學校本身根本就是科系制，由本科系教授擔任課程諮詢的意義就更小了。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想想論壇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與業壯遊】沒有科系，學生失去方向和歸屬感？ ——《大學的藝術》之七
大學校園 從僵殼中脫蛹而出的「變態策略」─《大學的藝術》6
毛毛蟲變蝴蝶，蝌蚪變青蛙…這些變化過程，在生物學上有一個專有詞彙 metamorphsis，中文也譯為「變態」──取其「變化形態」之意。在「變態」的過程之中，生物體的結構、形態、運動方式，都會發生顯著的改變。 我們的大學也需要「變態」，也需要像毛毛蟲成長變蝴蝶，蝌蚪成長變青蛙──不然它就會永遠這樣幼稚、僵化。而變化形態是需要一系列規劃和安排，用阻力最小、陣痛最少的方式進行，在悄無聲息之中改革到位。 以下，是我認為大學可以採行的五個漸進方法。 第一步、科系內分組延後分流 在台灣，高教的招生和學位的最小單位甚至不是科系，而是科系下的「組」。例如我的畢業科系──台大工管系，就下分科管組和企管組。同一個科系下不同組別的學生，必修的課表相近但是偏重略有不同。如果要轉換，甚至還要花一番波折辛苦。在一個科系裡，限制和門牆還要這麼多，真讓人難以想像。 如果都已經在一個科系之內了，課表相似度也很高，其實大可以延後分流，讓進這個科系的學生可以在了解各組的差異之後理智選擇。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第二步、以自願為前提，跨科系自由組合共同招生 哈佛和多數美國學校，是全校共同招生，日後學生可依各別興趣與志向申請不同的學位。在台灣，以全校為單位招生，恐怕有不少科系不願意。說明白了，有些「高分優勢」科系，不願意和那些「低分劣等」科系在同一個盤子裡──要說服他們改變，其實不容易。 一個漸進的方式，就是開放由下而上，沒有限制，自由協調的方式進行跨科系招生。例如，假設台大醫學院中，經協調後，護理系、職治系、物治系三系的課程架構類似，有意願共同招生，學生可以在了解後再選擇其中一個科系修習──那麼就這麼做。而台大醫學院中的醫學系、牙醫系無意共同招生，也不必硬湊在一起。 同理，台大社科院之中，也許有數個科系會願意共同招生，文學院亦然。甚至也許部分文學院、社科院科系認為共同招生有好處──例如歷史系、社會系、人類系、政治系、社工系也許願意共同招生，讓學生有更多適性選擇的機會──那就這麼做。 再進一步，一個科系招生，可以跨兩個以上的聯盟。例如，歷史系如果願意，可以這樣作：拿出20名額和文學院其他科系組成的「文院學群」共同招生，再拿20名額加入社科院其他科系組成的「社科學群」共同招生。 從共同招生管道招到的學生，可以倣效史丹佛，設立「大二學院」（sophomore college），提供待選主修的學生短期但密集的課程，讓學生深入了解各領域的的實況與潛力，幫助學生進行選擇。 第三步、學程學位獨立化 現在，許多學校都有跨科系運作的學程，至少在台大已經有數十個，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基礎。但這些學程，目前都是和輔系同樣地位──學生是進某個系之後再申請，作為錦上添花之用，並且不能當畢業資格。未來，我們可以思考加強學程學位，作為招收學生、畢業學位的主體。漸漸減少直接進入單一科系的學生人數比例。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第四步、開放修滿學分後，事後追認畢業資格 現在一般科系，都是要先申請進入這個科系的學籍，後來修滿學分之後，才得到這個科系的畢業生資格。 未來可以走向開放──學生可以先獨立修滿該系的必修學分，然後在畢業前申請該系畢業證書。只要沒有必然的理由，都予以事後追認，頒發畢業資格證書。 第五步、學分灌水，更加充實 哈佛的學生修課，平均是一學期四門課，這幾乎是常態。多修一門課以上，都是少見的情況。哈佛的學生通常非常慎選課程，也非常認真修習。而一個學期四門課，大約是台大學生平均每學期的一半。 而台灣的大學生，課程太多，每門課投入學習的時間與時間太少，在這種情況之下，老師與學生都累慘，學習成果反而遠不如精深學習的哈佛學生。 但關卡在於，台灣的大學明明知道課程太多，學分太多，對每個人都有害，但是受限於大學法的限制，就是改不了──一節課一學分，畢業學分至少128。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多開「灌水課程」──沒錯，我支持「灌水」。 如果一門課是重要課程，應該深入學習，那這門課就該開九學分，占用九小時的時間，規劃一系列的演講、操作、實驗、討論。透過增加的課程時數，或是拆分開成三門各三小時的課，課程內容互相接續組合，讓學生真的學飽和消化，老師也達到教學時數規定。 在蛹中變魔法，毛蟲也可變蝴蝶 毛毛蟲變蝴蝶，沒有人給它動手術，它不是大動干戈將自己拆解後重組。它是在一個小小的蛹之中一點一滴變化，最後成為截然不同的樣貌。 以上提出的四項方案，沒有一項是需要動大手術，每一項都是只需要稍微調整既有架構就可以達到。最好的改革方案是漸進的，是把集中心力微調最容易的施力點。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台灣的大學調整體質，振衰起弊，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想想論壇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與業壯遊】從僵殼中脫蛹而出的「變態策略」──《大學的藝術》之六
大學校園 105大限到，高第一校長陳振遠呼籲大學全面減招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陳振遠 時限不斷進逼，令大學聞之色變的「105大限」終於到來，大一考生即將銳減5萬名，大家都等著看大學是否真的會出現倒閉潮。六年前曾在《評鑑雙月刊》提出「105大限」警告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陳振遠接受本刊專訪，再次挺身呼籲政府立刻下猛藥，全面減少各公私立大學招生名額，破除國立大學「絕對學生人數」的迷思，並且規劃公立大學教師優退配套方案，否則今年恐連倒25所大學，到時「屍橫遍野」，就算換人執政也無力回天！以下是專訪內容。 今年恐連倒25所大學，速下猛藥才有救 【問】：少子化海嘯即將來襲，教育部已提出六年之內大學必須減至100所，您如何看大學整併？ 【答】：大學整併對臺灣的大學是個must，日本與歐洲國家也都在進行大學整併，大陸更早起步，因為學校整併後規模變大，資源更集中，競爭力就提高，世界排名也上升，所以教育部力推「公公併」是正確的方向。但國立大學一定是找辦學績效旗鼓相當的學校整併，若併校之後整體招生名額不減，對於減緩大學倒閉潮將無濟於事，屆時招不到學生的後段私立大學還是會倒閉。 【問】：身為國立大學校長，您贊成辦學良好的國立大學與辦學不佳的私校一起減招嗎？ 【答】：坦白說，我這樣主張對不起自己的學校與所有國立大學，但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國立大學不能不顧後段大學的死活！18年前虎年出生的孩子今（2016）年就要進大學，考生人數一下子少掉5萬多人，平均減幅超過16％，而現在全國有159所大學，以最簡單的方法計算，減少16％就相當於有25所大學完全招不到學生，你可想像這情況有多嚴重！ 目前全國只有2所大學退場，後續工會抗議、老師提告、民怨沸騰等問題，到現在都還無法解決，接下來若一次倒掉25所學校，大家可以想見將會釀成多大的社會風暴！政府今年必須立刻下猛藥處理，否則就算換人執政，神仙也難以解決這麼棘手的問題。 公私立大學同步減招，公校減幅可低於私校 【問】：減少國立大學名額是否不符合民意對於提高公立大學入學機會的期待？ 【答】：既然整體出生人口減少16％，各大學通刪錄取名額16％就是最公平的作法，但輿論一定會有反彈。我認為若只有私校減招，公立大學都不動，將使公立大學的錄取率飆高太多，建議政府採取公私立名額都減、但私立大學減額比例高於公立大學的作法，例如全部私立大學減招16％、全部公立大學只減招10％，則雖然公立大學名額減少，但因為私立大學減得更多，公立大學的錄取率其實不降反升，還是可以達成社會對於提高公立大學入學機會的期待。 換個角度分析，假設目前全國排名前1％的學生可以考上臺大，如果少子化後臺大核定名額不減，說不定屆時前2％的人都可以進臺大，本來考不上的現在都進去了，這樣社會可以接受嗎？學生素質應該也是大學少子化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因此，我們應該打破公立大學招生名額維持「絕對人數」的迷思，因為分母（考生人數）已經大減，若分子（核定名額）也減少一點點，考上一流大學的機率不僅不會維持現狀，反而將逆勢上升。 政府千萬不能小覷20幾所大學一次倒閉所累積起來的民怨，到時若大批失業學者一起走上街頭，反動的力量勢必比收費員與關廠工人抗議來得更大，整個社會也將付出更大代價。我認為，國立大學應該體察大局，拿出社會責任，展現希望社會安定的作為，與私立大學同步減招，否則社會動盪不安，政府必須將預算用在救急，到時公立大學的經費資源也會被排擠，無法到位。 減招只能短暫應急，之後須汰弱扶強發展特色 【問】：減少招生名額就能避免大學倒閉嗎？ 【答】：不能完全解決，但今年少子化的衝擊就像騎車下陡坡這麼快，如果不踩一點煞車，一路高速衝撞下坡，請問誰受得了？至少這個方法可以暫時踩一下煞車，不會一次倒掉這麼多間。接下來就要想辦法汰弱扶強，留下一些強的，並讓弱的學校慢慢轉型。既然大學有這麼多博士，為什麼不能自己想辦法賺錢，開創新財源？目前教育部推出特色大學計畫，將未來的大學分成「國際特色」、「學習創新」、「專業特色」、「產業研發創新」、「區域創新整合」幾類，我認為是大勢所趨與正確的方向。 過去有人主張大學分類評鑑，但大家都不願意被貼上「非研究型」的標籤，建議未來可透過計畫申請的方式，學校若一開始不清楚自己符合哪一型，可以同時申請不同類型的計畫，哪一件通過的經費最高，就選擇哪一型，若都沒有通過，可以下次準備好再重新申請，如此一來，各大學就會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歸類，往自己的特色集中發展，慢慢轉型。 而將來大學評鑑的指標也可有所不同，例如屬於國際型大學的類型，評鑑時當然須側重國際交流成果；若是地區型的大學就不必看國際交流，社區型的大學則不需要評估產學合作項目。 避免後段私校變「僵屍大學」，政府應與董事會進行債務協商 【問】：如此可以協助招生岌岌可危的後段私立大學改變體質嗎？ 【答】：若學校數量沒有減少，真正有問題的學校還是救不起來。前經濟部長施顏祥曾經在一場大學少子化策略諮詢會議上提到，從產業觀點看，大學少子化是「產能過剩」與「產能供過於求」的問題，解決之道就像面板產業一般，只要關掉幾家，剩下的就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還是建議短期應急的方式是要讓公私立大學同減核定名額，因為私立大學也有好的前段班，不能讓他們活不下去。但為了顧及社會觀感，並且提升弱勢學生念國立大學的機會，國立大學招生比例不要減得比私校多。這樣至少可以讓私校多爭取二、三年的時間，趕快調整轉型，不要讓衝擊力道太急太快，否則一下子屍橫遍野，政府無法處理，社會也無法容忍。 長期來看，政府必須比照金融重建基金的模式設立「教育重建基金」，與私校董事會進行債務協商，讓董事會至少可以拿回一點點成數的資本，以鼓勵後段私校儘速退場，剩下的資產則可歸公並資遣教職員。 有人質疑私校董事會是公益性質，怎麼可以讓他們拿錢進口袋，這樣社會觀感不好；但問題是這些董事會如果真的完全為公益，老早就可以退場，為何到現在還不肯走？因為一毛錢都拿不回來，全部校產都得捐出，所以大家寧可慢慢耗。但是拖得愈久，窟窿愈大，愈難處理，若變成金融業所說的「僵屍銀行」（Zombie Bank），最後政府還是得出面收爛攤子，那麼何不早點壯士斷腕？難道要等到學校都死光了，棺材一具具浮出來，社會觀感才會比較好嗎？ 公立教師提早優退，帶動私校教師階級流動 【問】：教育部正在為私校教師媒合到產業界找新出路，您的看法如何？ 【答】：真正有本事的教師大概都能自己進入產業界，不需要政府媒合，出不去的可能就是人文社科領域、較無產學機會的教師，他們的專長就是教書，業界也未必需要他們。 建議政府應該改變思維模式，提供配套措施，以較高的退休金鼓勵國立大學教師提早優退，且優退的公立教授不得再進入私校，讓私立大學教師可以流動至國立大學，流浪博士就有機會進入私校任教，帶動教師的階級流動，教育活水才會起來。至於優退的國立大學教師，可以轉到私立民間機構服務，因為民間機構與公立大學接軌較容易。 【問】：最後請談談大學的創新。教育部鼓勵大學創新轉型，第一科大定位為創業型大學，其他學校若要走這條路，您有什麼建議？ 【答】：第一科大以邁向國內第一所創業型大學為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創新的特質及擁有熱忱、投入與分享的創業家精神，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及創業能力，課程的特點是讓學生紮根在跨領域學習，包括大一必修「創意與創新」課程，且採跨領域上課，各系學生全部打散，與其他科系混班學習。 經由指導老師的訓練以及企業方式的培育，有些一年級學生真的提出許多好點子，展現創意的思維模式。訓練學生需要很長的時間，學校以學生為主軸，提供「創夢工場」的場地，讓他們慢慢磨，不急著看到具體的創業成果。創意發想真的快不得，不能讓老師一口一口餵你吃，必須自己思考問題，否則交出來的就是老師的東西，沒有紮根在自己身上，出去之後便無法獨當一面。老師必須放手，讓學生自己去嘗試。 尤其關鍵的是，大學應該鼓勵學生放膽去做，就算錯誤與失敗也沒有關係，一定要能體會失敗、忍受失敗的過程。號稱矽谷搖籃的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也是如此，不但讓學生跨領域學習，而且不斷經歷失敗，因為愈早失敗，成功機率愈大。 【問】：您認為其他大學可以複製第一科大的創新模式嗎？ 【答】：每個學校都應該發揮自己的特色，不要鸚鵡學舌。創業是一個概念，學的是創業精神與創業技能，至於該在哪些領域創新，各校可以自己發想，找出適合自己的路。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評鑑雙月刊第59期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105大限到 陳振遠呼籲公立大學全面減招
大學校園 哈佛經營兵法：騎牆派用快閃戰術打群體戰─《大學的藝術》5
對台灣大學教育的熟悉的人──對，我指的是我自己──可能會以為這樣的大學教育是常態、以為大學「不就是這樣」。但是，抱著這個想法看歐美大學，就會發現處處驚奇。同樣叫做 university，但是彼此之間形態與運作的殊異，就像英國和美國同樣叫 football，一看之下會發現差真遠，令人大驚失色。 以哈佛為例，讓我大驚失色的有以下幾點，而我發現哈佛的安排極有深意，值得台灣各大學在經營管理時參考反思。 歡迎騎牆派，本質重於行政形式 在台灣的大學體系中，校下設院，院下設系，層層分管，階層明確，壁壘分明。一個系不會屬於兩個學院，經濟系跟了社科院就和數學系無瓜葛，心理系進了理學院就和生物科學院不相往來。 但是哈佛不是這樣。哈佛的學術、教學體系，是以網絡方式構成，不以樹狀分枝結構。例如，在科學學院下，有兩個大群，非系非院。一是生命科學，一是物質科學。而且這兩個大群之中，化學系都名列其中。顯然，在哈佛的體系中，容納牆頭草和蝙蝠派。 很多應該是科系的單位，在網站首頁上，完全沒有「學系」（the department of）的字樣。例如，工程與應用科學院之下，完全不列出科系列表。應用物理的定位是不是我們認知的科系，在網站上並沒有確切的文字標示。 學科的發展應用、解決問題，在實務界之中愈來愈重要。在這個認知之下，學門科系之間，如何靈活地在教學與研究上合作，是個重要的課題。在這個觀點之下，校─院─系所構成的分枝結構，應該要重新檢討，並且以學程等形式，靈活結合跨科系、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思維。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實行閃電兵法，要比環境變得更快 在台灣大部分的學校，學位和科系綁定，科系只要成立就幾乎不會變化與改組。即使科系數十年難得改一次名字，組成的教師、課程架構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反之，哈佛核發學位的單位「學程」，變化速度極快。以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列出的畢業論文資料中可以看出端倪。 在1998年，該校只有生物學程，2000年出現生化學程，2007年出現神經生物學，2008年增加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兩個學程，直到如今。而在2010年，生物學程，生化學程，都不再有學位論文的記錄。從該學程的變遷可以看出，哈佛的學位架構改範疇、改名稱、整併，以重新界定該科系的定位，發生次數相當頻繁。 哈佛在操作上，力圖減少行政牆界，而用多元的方式，將學習與教學的運作，與知識體系、應用需求，作最密切的搭配。在哈佛，對學系名稱和領域上的調整，是經常在進行；對知識範疇、教學使命的重新定義，更是不斷發生。 而「科系」名稱和組織的調整，也許牽涉太大，為了兼顧行政穩定和教學應變，學校另設「學程」，作為更有彈性的改變單位，從資料顯示，其調整密度甚至接近業界的「專案」。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起打群體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台灣，大部分的科系對於各自的學生、課程、資源，分界十分清楚。你們系的學生我不管，我們系的課程你也別插嘴。 在哈佛大學，學程及科系之間卻建立複雜的網狀（多對多）協力關係，並且反映在一個學程的師資組成上。每一個學程的師資、決策和規劃者，都來自許多科系，而一個科系的師資，也可參與許多學程。 例如在哈佛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這兩個行政上分立的科系，都負責物理化學生物學這個學程。以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為例，該系參與負責了三個學士學程，包括分子細胞生物學，化學物理生物學，以及神經生物學。 學程的各種營運，由運作委員會主導，而委員來自極多領域。以化學物理生物學為例，該學程 2014 年時的運作委員，來自以下科系： Chemistry and Chemical Biology / Physics / Applied Mathematics / Applied Physics / Harvard College /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 Organismic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 Medical School / Microbiology and Immunobiology 而在哈佛任職、任教的學者，在多科系之中合聘、多重任職的現象十分普遍。化學物理生物學的運作委員會13人之中，具合聘身分的有8人，5人只在一個科系任教。 經營大學有兩類風格。一類是隨時變化，一類是隨時抗拒變化；一類是不分你我的團結，一種是不看整體的分化；一類重視實質與效益，一類重視形式與權力。 台灣的大學，是走哪一類風格？正在走向什麼樣的風格？這決定了我們的高教體系將培育出什麼水準的人才。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想想論壇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與業壯遊】哈佛經營兵法：騎牆派用快閃戰術打群體戰──《大學的藝術》之五
大學校園 大學漲學費比電影票便宜？
臺灣的大學學費10年沒漲了，今年（2016年）14所公私立大學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漲的申請，最後僅有暨南大學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2校調漲，最終漲幅2.5%，每學期每人學費最高增加640元。 然而反對大學學雜費調漲的團體，對此不滿，認為此時非調漲的好時機，而在教育部召開「105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當天，到教育部前集結抗議。比起電影雙人套票還便宜的大學學雜費調漲，何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商品化，還是公共化？ 大學學雜費的爭議，關鍵在於臺灣高等教育發展，到底要往「商品化」或「公共化」的方向前進。 「高等教育商品化」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就屬美國了，他們採取使用者付費的觀念，眾所皆知美國頂尖大學為數不少都是私立學校，學子無懼於其高昂學費仍趨之若鶩。過去二十多年來，美國社會更普遍認為，念大學是個人對自身未來的投資，納稅人不認同政府繼續高額補助公立大學經費，從1987年到2012年間，美國政府對公立大學補助逐年減少，例如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補助金額就從52.8%降到12.9%，降幅高達35.9%。 而「高等教育公共化」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就屬德國了。在德國，大學學費都由國家補助，甚至連外籍生都享有同樣的福利，大學生每學期只要支出200歐元雜費，其中包含：社會福利費用、學生會費以及學生優惠學期車票等等。而私立學校或商管學院則會依各校以及課程的要求收取學費，費用不一。 臺灣高等教育政策走向，卻卡在十字路口，宥於國家高等教育經費不可能無限擴張的前提下，政府財源不足，現實上，幾乎不可能由國家負擔因應「高教公共化」所需的經費。然而，過去二十年教改，促成大學擴張，臺灣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率超過七成，大學可說是新一代的「基本學歷」。為了「社會公平」，反「高教商品化」的聲音則認為，政府要顧及經濟弱勢需求，必須支應大學經費，讓弱勢族群的子女也能有「公平的受教權」。 站在抉擇的關卡 大學學雜費調漲的爭議幾乎成了一場零和遊戲，在國家高等教育經費無法大幅擴張、公私立大學數量急速增加的情形下，大學必須爭取政府有限的預算，不論公私立大學來自政府的補助逐年減少，然而學費又在各界支持凍漲的前提下，辦學經費短缺，惡性循環的情況，也連帶影響大學老師薪水和任用員額減少，以及大學研究資源的稀缺。種種不利的現況讓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陷入泥淖之中。 當務之急在於各界必須靜下心思考，究竟臺灣的大學教育政策要往哪個方向發展？若是贊同「公共化」則全民應該支持教育部、立法院全力提高高等教育預算，然而在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必然有其他公共支出會被高漲的高教預算排擠，如此一來是否會影響國家其他政策的發展？孰重孰輕？每個人心中都要有把尺。 反之，高等教育若往「商品化」前進，大學學雜費調漲則是必然的趨勢，在此前提下，該思考的是國家該如何鬆綁大學治理的政策，以及放寬大學辦學的彈性，一切交由市場機制決定大學學費高低。在此遇到的問題則是，該如何保障弱勢族群的受教權利，不要讓他們失去教育反轉階級的機會，此時諸如弱勢學費補助、獎助學金及私人興學種種的辦法，都要適時的調整。 維護受教權是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權利，然而大學並非國民義務教育，之於國家，之於個人，選擇提供或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絕非周末選場電影那麼簡單，投注的時間、金錢，在臺灣高等教育轉型的十字路口上，任何決策都事關重大。 【參考資料】 1.“From Public Good to Private Good” 2.“25 Years of Declining State Support for Public Colleges” 3.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本文出自「大學問」與「想想論壇」共同策劃的專欄【大學問想想】，原文請見：【大學問想想】大學漲學費比電影票便宜？
大學校園 研究所再研究：一個搞死台灣教育的翻譯錯誤
有一個名詞的翻譯失準，對台灣的教育體系產生莫大禍害。這個詞叫做：研究所。 當我在和英國大學生威廉隔海訪談，我覺得非常不習慣。不是因為他的英國腔，而是因為他談高中與大學的時候，三不五時就用到這個詞：research（研究）。直到我忍不住，提出了質疑，或說得更明白點，是想糾正：「等等，你有點濫用研究這個詞了哦，在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教育，你怎麼會動不動就研究？」 威廉一頭霧水地反問：「誰說高中大學不能研究？那什麼時候才能做研究？」 我正要理直氣壯地回答，在同一瞬間，我自己驚訝地完全明白了我們之間的溝通關卡──英文中的研究所：graduate school，字意乃是「畢業生學院」，一點也沒有獨佔「研究」這個概念。 反而是在中文，不知是哪來冒出來的謬誤翻譯，變成了「研究所」。然後，我們見文生意，產生根深柢固的強大誤導：研究這件事，留到研究所！ 「在英國，中學開始學研究這件事，不但是正常，而且是進優秀大學的必要條件。」愈理解威廉所說的，我愈感到自己過去想法多荒唐。但仍然難以想像：中學真的是可以做研究的年紀？於是發問：「可不可以給我看看，你在中學生時候是做什麼樣的研究呢？」 英國中學生寫的研究專案，可不是「心得報告」 威廉寄給我一份文件，是他中學階段地理科完成的研究專案。在接到這份專案的時候，我心中或多或少想著：「也許就是一份心得報告吧」──我錯了。 在這份專案之中威廉要研究一個問題：英國政府所建的海岸維護工程，是否有效防止沙岸流失？威廉實際前往一個案例：紹斯沃（Southwold）海灘，除了實測這片海岸的維護工程，是否對沙岸厚度有所影響，也對當地的專家、工作人員進行訪談。 威廉的研究專案截圖（作者翻攝） 完成這份研究的時候，威廉才16歲。這並不是威廉的地理老師的特殊要求，也不是威廉有過人的超卓天分，其實，英國中學階段，許多科目都有進行研究的要求，而且是升學重要條件。 原來，英國的教育體制之中，16歲是一個切分點。在這一年，義務教育結束，不讀大學的人，可以進入技職學校，或是直接就業；要讀大學的人，將申請兩年制的大學預科（Six Form），而且要爭取好學校。而爭取大學預科的關卡，乃是攸關學生一生前途的「中學普測」。 「中學普測」不僅有考題式的測驗，多數科目包括了「專案」（coursework）。例如，設計與科技這門考科之中，有高達 60% 的分數比重來自專案；而地理這一科，成績有 25% 來自專案；威廉給我的研究，正是地理科的專案。 這份16歲學生要寫的專案，嚴謹程度令人訝異。 英國中學生做研究，台灣大學生比一比？ 無論是學校老師，或是中學普測的舉辦單位，對於16六歲中學生要在研究專案中做到的水準，一點都沒有打算得過且過。從威廉的描述、這分專案，以及相關文件中，我看到英國中學是如何教學生作研究的： 【要有清晰明確可驗證的問題描述】：這是個研究專案，絕對不是遠足遊記，也不是旅行感想。在專案的第一節，威廉就要直述研究目標：「驗證護岸工程的成效」，而且將重要詞彙列表說明、加以定義。 【要有清晰明確的研究方法】：研究專案的第二大段是「方法論」，沒錯，標題就是 Methodology。通常在國內，真的要研究所才會和這些詞彙相遇。在這大段之中，威廉要說明他如何蒐集資料，如何分析，並且論證這個答案能準確回答問題。 【詳細地記載資料採集的過程】：研究專案中有的一大部分，記載了威廉蒐集研究資料的細節：在哪些地點量測、如何量測、什麼時間量測、在什麼地點拍照⋯⋯。威廉採訪當地海岸公園管理處的人員，還要做訪談記錄附在報告之後。 威廉的研究專案截圖（作者翻攝） 【詳實的資料分析與呈現】：在威廉的專案報告中，沒有爭奇鬥豔的排版、不知所云的插圖。設計及製作圖像，以精準地呈現資訊與資料，是研究成績重要的一部分。 【研究限制與價值】：最後的結論中，威廉要說明這分研究的成果有什麼意義，以及坦白地承認，在時間、資源、方法的限制之下，這分研究的結論有多高的可信度。 這一分報告不是大部頭的作品，前後九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當然絕不完美，各方面都有挑剔和進步的空間，但是說這是16歲學生的作品，卻已值得佩服。我自問：在台灣就讀第一線的高中和大學，我 什麼時候寫得出這樣的報告？心裡的答案，我不敢說。 深厚扎實的研究思辨能力，是所有領域的國力基石 在台灣，確實有部分學生中學階段就有研究經驗，例如兩年前，建中學生吳承儒搭200趟高鐵，分析地層下陷對高鐵的影響。但他是少數，是例外，多數人仍不認為這是中學生的「正業」，這也不在老師授課和指導的範圍。 18歲高中畢業升大學，台灣學生之間競爭決勝的關鍵仍在學測或指考的分數。即使是個人申請的「備審資料」，大部分的科系並沒有要求學生提供研究專案、實作成果。從那些當作「範例」的備審資料之中，我們看到大部分的內容是簡歷、自傳、申請動機、學習計畫、競賽和服務成果。這些項目，都不易看出一個學生是否有分析、論證、開創、思辨的能力。 一段時間之前，我參與台大的一門課程，讀到學生的期末報告，當時嚇了一大跳。多數學生的報告，僅僅是心得發想，感觸漫談的層級。更不用說，其中一部分報告，幾乎肯定是在別的課用過，或是大量抄襲網路資料。 威廉在地球另一端告訴我：「從中學階段開始，研究就是教學活動中的重要一環，這樣的研究能力到大學繼續培養加強。因為英國研究教得早，大學普遍都有很好的思考、論證、批判能力；大學許多課程的評分方式，就是一年期或半年期的研究報告。」而英國學生從中學開始培養的研究能力，後來帶到政治、 媒體、商業、科技領域，成為英國在各方面的國力基石 而台灣呢？當我們把「研究」這件事留在「研究所」階段，我們認定中學只要認真競爭升學，大學只要累積專業學識。對不起，許多學生等到22歲，腦袋就僵化到只知道接受填鴨，不知道什麼叫做批判思辨和嚴謹研究了。 我終於明白，什麼時候該開始學研究？高中。等到「畢業生學院」才開始，就太遲、太遲、太遲了。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想想論壇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與業壯遊】研究所再研究──一個搞死台灣教育的翻譯錯誤
大學校園 大學通識教育 = 跨域多元學習
這篇文章是今年暑假前因著清華大學招收多專長的學士班學生而寫的反省文章，重新思考這些多專長的學習與通識或跨領域學習三者之間可能的關係為何。希望能為將來的招生策略與通識教育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一、通識教育的反省 如同本人之前為「通識兩三事」所寫的一篇文章，《從領域關係看通識教育可能的調整方向》（註一），我認為通識教育未來除了延續傳統的博雅教育與通才教育方向外，更應該積極帶頭來開辦「跨科際與跨領域整合的平台」，才能帶出新的動力幫助學生整合所學習到的知識與能力並有所應用。 簡單來說，所謂的「博雅教育」或「通才教育」是一個比較靜態的概念，代表知識的菁英按照某些標準（通常是自己所熟悉的領域）所歸納出一堆課程，配置為學生所必須學習的內容，強調的是知識的傳承或某種文化素養的培育。 但是我們可能會因此忽略一項事實，就是這些知識內容的給予，都是來自於各領域專長的老師，幾乎都是分門別類一塊一塊切割好的內容。但他們彼此間卻是斷裂的知識或思考模式，因為授課的老師大部分自己也很少跨出他們所熟悉的領域。從正面來看，這叫尊重專業，但從另一面來看，卻是壁壘分明。也就是說，我們是一群自己幾乎沒有跨領域經驗的老師，將自己覺得最引以為傲的片段知識交給學生，以為他們這樣就自己會把這些不同思維模式的知識整理成完整「通識」。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這樣由各方面專家所組成的廣泛學習是有一定好處的，也的確為一些學子提供不同的視野與看見。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到，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也是在不同思維模式下所建構起來的。例如理科訓練可能注重研究問題的本質、工程訓練就比較注重應用的價值、人文藝術方面比較注重情意感受、社會科學方面比較注重公平與價值等等。如果我們希望學生在涵蓋許多不同思維模式通識的課程中有所學習與體會，就不能只是「補充」一些所缺乏的部分，因為那是他們自己很難消化的東西（因為思維模式不同）！ 二、動態學習來自於跨領域的研究與教學 如果要能消化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除了鼓勵某種團隊合作以外，也要能讓不同老師實際共同授課，甚至一起作跨領域的研究，有所產出。這才能算幫助我們學生看到所謂的「通識」是如何可能成為「動態的進行式」，是一種消化的過程。等到沒東西消化了，就會覺得肚子餓，就會自動再去多找一些食物來消化，形成一種正向循環。但我們大部分的課程設計似乎還是比較像是在想如何「塞」進不同的東西給學生，但並未教他們如何消化，也反而影響學習的慾望，走向負向的循環。 事實上，我們仔細想想就知道，學生在各自主科的訓練中就是這樣看他們老師如何消化這些知識，轉為研究成果的。即便他們不一定作相關的學術工作，但卻很清楚地看到所學的知識如何成為教科書或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對於通識課程，學生通常看不到這些部分，因為老師們自己就很少有跨領域的研究，所以難以以身作則地教導學生如何整合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 三、作為多元招生的配套 如果連接到我四月份這篇文章，《雙/多專長跨領域需要更多配套》（註二），我們可以將跨領域學習要素分成以下三點：1.學生自身的興趣與性格，2.課程的適當安排結合，3.跨領域的研究與社會實際的出路。 清大這年所強調招收的「非傳統學科優秀」的學生，很大一部分就是希望能看到學生本身的優秀特質，包括繁星、甄試、特殊選才、旭日計畫、學士班、不分系、多專長等等。這些約可對應到上述第1點要素，也就是學生本身的動機、興趣或想法。所以等到他們進到學校以後，我們能作的就是在第2點與第3點。第2點已如上段所述，也在《從領域關係看通識教育可能的調整方向》（註一）一文中有提到可能的作法。至於第3點，如上所述，最重要的是授課老師自己在教學時就有跨領域的預備（例如共同授課），並且能投入某種跨領域的研究。此外，也需要通識中心與各院系或學校合作，邀請校內外重要的學術、社會或業界人士來分享跨領域的實際意義與發展典範。畢竟，多看看前人的腳步與了解大環境的生態，可能會更激起同學去創造新的機會。 這時候，「通識」就不只是繼承過往的精隨，而更是透過跨領域的實踐來轉化為新知識的創造。當然，這並不代表過往的知識精華是不重要的，而是說在我們目前已經過分強調靜態的知識吸收上，更需要加入動態的跨領域知識連結。在連結這些知識形成新的觀點或問題意識的時候，學生才會更發現自己所缺乏的部分而去補充。（傳統的看法是認為先把基礎學得夠多以後就自然會有新的創造，但這些「基礎」目前已經累積太多太雜了，永遠也學不完的！）事實上我們都知道，一個知道自己缺乏什麼而願意主動去學習的學生，永遠都比那些自以為學了很多但卻不知道怎麼去使用的人還要接近我們大學教育的目標。 所以我們不能只是以為「多專長」就是一定是好的（這是社會上普遍的盲點，以「量」來判斷），以為學生自己會消化吸收這些不同學科的知識。其實我們還需要有好的引導與配套，那才是教育真正的「本質」。反之如果我們可以把通識中心打造成一個強調跨領域並多元學習的地方，使學生因為有實踐活用的榜樣與對未來有益的指引，他們或許就更能夠自動自發地參與知識的學習與融合，開創出屬於他們下個世代的知識力量，真正地青出於藍。 【註一】：王道維，《從領域關係看通識教育可能的調整方向》（通識兩三事，國立清華大學）。 【註二】：王道維，《雙/多專長跨領域需要更多配套》，（通識兩三事，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同步發表於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通識兩三事」（9-21-2016），連結如下：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80.html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王道維的部落格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打造一個動態的跨領域學習環境
大學校園 十年後，你的大學母校還在嗎？
如果沒有意外，2026年至少將有50所大學消失在臺灣的大學名冊上，教育部預估那年大一新生入學人數約在17.5萬至18萬人之間，跟今年（2016年）相比，大學新生人數少了將近8萬人。 此時，不禁要問：「10年後，你的大學母校還在嗎？」 眾所皆知，過去20年高教擴張和少子化，是促成未來10年臺灣的大學退場兩大關鍵因素。若按照「市場自由競爭」機制，辦學績效好的大學理應沒有影響，然而早期臺灣的大學發展，實質上並非完全依循市場機制來經營，而是由國家統一制定教育政策，並且挹注經費辦學。「學雜費」和「政府補助」是大學經費的兩大來源，兩者總和超過五成，私立技職科大占比甚至高於八成。（下表） 長期以來，公立學校整體而言能得到政府較多的經費補助，公立大學收取的學雜費，平均僅有私校的一半，基於學費成本考量，學生多半傾向優先選填公立學校。過去大學招生名額僧多粥少時，大學不需要為學生生員煩惱，即便私立學費較高，但是好的私校仍有充足的學生來源和學雜費收入，來支撐辦學品質。 大學退場不該反淘汰 少子化之後，整體學生人數下降，即使高中生願意以較高學費，選填績效好的私大，仍保持一定比例，但可預期的是私校的學費，相對於公校顯得沒有競爭力，10年後，是否會因學生總量不足，而造成「反淘汰」，屆時退場的大學都是私校，而「倖存的」都是公立學校，進而造成國家教育預算的負擔，以及降低大學辦學的競爭力和多樣性？將是未來10年，臺灣高等教育發展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學雜費高低不是學生選擇大學的唯一考量，以美國的大學為例，許多頂尖大學諸如長春藤聯盟校（Ivy League）當中的哈佛、耶魯、康乃爾，還有其他包括史丹佛、華頓商學院都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但仍吸引全球頂尖學子申請。當然，為了社會正義和平等的價值，這些收費高的大學，同時提供高額獎學金給社經地位較低的學子申請，其中像是史丹佛大學，提供將近八成的學生獎學金，但是其學校經費來源僅有18%來自學雜費收入，政府補助金額也不及兩成，絕大多數經費來自產學合作、捐款及其他各項收入。 反觀臺灣，受限於法規和社會風氣，私校募款和產學合作的收入來源，遠遠不及公立大學。像是企業指定捐款給私立大學，僅能扣抵10%～50%稅額，可是捐款給公立大學卻能100%抵稅，對企業而言，捐款給公私立學校的條件落差極大，同樣捐贈興學，多數情況當然率先選擇公立大學。 大學辦學在於教育學生 面對大學退場的議題，教育部已在2015年推出「高等教育創新方案」，其中提出包括「高階人才躍升」、「退場學校輔導」、「學校典範重塑」及「大學合作合併」等四大策略，其中著眼於減少對大學經營的衝擊。 可是卻忽略了，高等教育的任務在於為國家培育人才，如同今年五月臺大校長楊泮池在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雙月刊專訪時指出，「把學生人數大量減少當成高教生死攸關的『大限』，是從學校角度看問題，這是倒果為因，因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好學生，而不是為了辦學校。」他同時也點出，這波衝擊是危機，也是轉機。各界可以靜下心來思考，面對全球化產業轉型的浪潮，大學該為國家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學生必須在大學學會哪些事？才能面對未來世界競爭的挑戰。 想像十年後的臺灣 從1994年教育改革啟動以來，臺灣總共增加29所大學院校，同時超過70所專科學校升格為大學，20年前為了呼應社會各界對於大學入學機會的需求，因而廣設大學，而今少子化驅使之下，臺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從精英化教育，發展成普及化教育，其中更要思考的是「適性發展」，必須讓不同特質取向的學生，選擇適合的大學就讀；此時，大學也應該重新思考自身的特色和角色定位，究竟要往研究型或教學型方向發展，以強化「市場化競爭力」。 國家則要思考每年新台幣860億左右的高等教育經費，該如何分配，到底該齊頭式平等，讓各公私立大學雨露均霑，得到同樣的經費？還是要追求國際競爭力，以培養世界級的頂尖大學，而將經費挹注給重點學校？這波大學轉型趨勢，將左右臺灣未來10年、20年後的面貌。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本文出自「大學問」與「想想論壇」共同策劃的專欄【大學問想想】，原文請見：10年後，你的大學母校還在嗎？
大學校園 《觀策站》「學費凍漲」是高教崩壞的幫兇
Photo credit: Sidneiensis via Visual hunt / CC BY 近年來，「少子化」被認為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戰。由於高等教育的供給量高過逐年減少的學生需求，所有人都預期在數年之內，將會有相當數量的學校招不到足夠學生，而面臨倒閉關門的命運。 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責無旁貸，開始「救市」。各大專院校，特別是私立大學，也開始積極自救。所以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出現，譬如教師變成招生業務員、教師評鑑綁評鑑結果等等。這當然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危機，但在真正少子化大限來臨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品質恐怕就會先崩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大學求生存，錢從哪裡來 現階段，無論執政當局或是社會輿論所關注的，都只是大專院校能否招到學生的「生存」問題。眼光略為長遠一點的，會看到未來有學校倒閉所衍生出的大量教育人員失業問題。這些確實都是潛在且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危機。 所以大專院校開始自救。一方面降低門檻，只要是學生就收。除了少數國立大學，其他大概都是求學生來唸，哪裡顧得了學生品質。另一方面，因為預期招生數量會減少，所以開始想方設法節約支出。但是，教育當局和台灣社會並沒有看到，這其實是比少子化更嚴重的問題，會毀掉整個台灣高等教育。 很多學校已經感受到經費不足的威脅。在教育部無法提供更多經費挹注（就算給補助，私校能分到的，也是九牛一毛）的前提下，大學能夠開源的項目，大概就只剩下調漲學費一途。而且因為教育部對調漲學費有莫名的恐懼，所以各大學提出的調漲金額，往往都是一學期漲個幾百一千的。希望教育部審議時，能夠看在「漲幅少」的面子上，大發慈悲。 可是呢，只要調漲申請一出。「學生代表」或是「家長團體」就彷彿歇斯底里般地大肆攻擊指摘學校「不思提升教育品質」，只想「拔學生／家長鵝毛」。不然就是悲情訴求，調漲幾百元學費會讓學生無法負擔，而必須輟學等等。教育部也總是「體察民意」駁回學校的調漲申請，頂多允許三兩家學校調漲。這個時候，講風涼話的政治人物和「覺醒公民/進步學生」就開始高唱「高等教育公共化」的讚歌，自我催眠。 「高等教育公共化」富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如果要走這樣的道路，那政府就要拿出魄力來，籌措財源（幾乎就是增稅的意思），然後收購／補助私立學校，讓私校收費和公立大學齊平。很顯然地，至少就現階段來看，政府並沒有這樣做的決心和實際作為。既然如此，最多人念的私立學校就必須仰賴學費收入，也許還要靠一點政府補助款。 學費難調漲，品質難維持 當學費收入因為學生人數減少，學校為了持續經營，是必需要撙節開支。學校能怎樣做呢？就是凍結人事，遇缺不補。每系只要維持教育部最低要求7個教師，只要能夠開出最低所需學分數就好。教師不足時，就聘兼任。如果是通識課程，或有與其他學系（或是同一學系不同班級）相同課目，則併班上課。所以我們會在現在的大學裡面看到，很多的兼任教師，還有很多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班課程。 想像一下現在的大學裏面，以前嚴格禁止的併班上課，現在比比皆是。所以到處可見超大班級。就連英語聽力／閱讀這種需要小班制教學的課程，現在還不是一班五六十人在上。過去聘兼任是為了增加學系課程的豐富性，現在聘兼任是要滿足學系最低學分數。這樣的品質惡化，並不被教育部或是社會看見。但它對大學教育品質的戕害，卻是明顯且立即的。 以一個人數兩萬人的學校為例，增加每學期學費1,000元。平均每個月每個學生多負擔新台幣250元，一張電影票錢。但學校每學年可以增收4,000萬學費收入，等於可以多聘40位專任助理教授。如果這些增收的學費都用在充實師資和設備上，對教學品質的提升，難道不是一個很值得的投資嗎？ 教育部審核調漲學費的標準之一，不也是看是否用在學生身上嗎？但是，永遠都是不准調漲。義正詞嚴的「進步學生」們，表面上是勝利了。但是真的勝利了嗎？既然你們都不在乎教學品質了，身為老師的我們，又何必在乎。 高等教育的崩壞，不會只有少子化的因素。學費凍漲，扼殺學校提升教學品質的意願和能力，才是潛在對高等教育最大的威脅。請不要再唱「高等教育公共化」的高調，因為政府根本無心推動。至於那些悲情抗議調漲學費的同學，把你的iphone賣掉，或是少吃一頓大餐，就足夠支應調漲的學費了。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文章由《觀策站》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費凍漲」是高教崩壞的幫兇。更多好文請見：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
大學校園 手機平板不是洪水猛獸，學校與老師大膽開放吧
「上課玩手機」常被視為對老師羞辱，可能造成聽課分心並且危害學習成果。所以，學校和老師們通常將智慧手機視為敵人。然而⋯⋯一定嗎？或者，這只是一種看法，而且說不定在電子化、資訊化的教學模式更普及之後，情況會完全逆轉？ 手機被當成毒蛇猛獸，可惜！ 我還沒有做普查，但至少有些學校和老師，將他們對手機的排拒表達得很明顯。 在台北市的中崙高中，專門訂定了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規範要點，其中最主要的條文說：於校園上課時間，任何課堂、任何上課地點皆不可以將手機拿出來觀看、把玩、傳訊、拍照、撥打、接聽電話；下課時間始可使用。 在彰化高中，學生手機使用管理規範之中，主要條文幾乎一模一樣，還更嚴格了一些：上課期間任何課堂、任何地點皆不可以將手機拿出來觀看、把玩、傳訊、拍照、撥打、接聽電話、聽音樂、打電動、錄音等，下課時間始可使用。 當真嗎？把手機「拿出來觀看」這麼可怕。學生可以把玩原子筆，不能把玩手機？誰在國小國中沒傳過紙條，用手機傳有更糟很多嗎？有什麼合理的原因不能用手機錄音呢？ 手機的功能很強大，如果你要和它當敵人，你就有了強大的敵人；但是如果你要和它當朋友，你會有很強大的朋友。學校和老師們，你們想當手機的朋友，或是敵人？ 也許你會問：老師怎麼和手機當朋友？ 當學生已將用手機視為生活一部分，要對抗它，還是利用它？（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用 twitter 教社會科，學生更願意討論 美國密爾瓦基市 Wauwatosa West High School 這所學校，就在做許多電子化教學的實驗，而目前成效頗為良好。 該學校的老師 Chris Larzarski 用推特來教社會科。他在推特上發送新聞網頁，邀請學生發表意見。在這個學生覺得輕鬆而且自在的介面上，討論的成效出奇良好；除了新鮮感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不像在教室討論，發言較有壓力，推特上發言很輕鬆，有時候可以不長篇大論，意見很短也沒關係，或是可以一邊討論一邊幽默搞笑，完全沒有耽誤課程進度的問題。 在教室討論同時只能有一個學生發言，要老師授權才能說話，但在推特上可以隨時說話，自由自在。在教室，老師發問後，學生只有很短的時間可以思考，在討論的進程中，如果對過去的話題有什麼想法，很難再提出意見，但是在推特上，話題就沒有「保鮮期」的問題，或至少長得多了。在教室中發言，如果說錯話，就無可挽回，但是在推特上發言，可能修改或刪除。 最後，用口語發言的對談，很難進行深度分析。但是如果在電腦上對談，出現了有意思的論點或爭議，老師是可以把整篇對話進行深度的分析，帶同學仔細看彼此的用字、修辭、邏輯、論證⋯⋯。 無論是把上課帶到推特上，或是把推特用到教學上，學生在上課用智慧手機，其實不見得對教學無益、有害。 智慧手機的效益，各科都用得到 不只社會類科目，自然類科目、實作類科目，其實如果讓學生善用手機，都可能發揮很大的教學益處。 在數學課，學生可能用手機（或平板）做圖，解題。在程式課，學生可以用（甚至需要）手機測試應用軟體。在美術課，學生可以隨時透過螢幕走進各大美術館、博物館，借鏡全世界所有的藝品珍藏，向所有的大師請益。 在自然類科目，學生可以從網路上找各種實驗短片、科學紀錄片，隨時親眼觀看自然界原理實際的運作過程。在社會科目，學生可以隨時針對課程中有興趣的話題，查找更仔細和深入的資料，和課程中進行的內容對話參照。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每個學生手上有手機有平板，不只讓學生自己可以看到，他可以快速透過臉書社群、LINE 對話框傳發老師與同學。老師的課程內容，可以隨時得到學生的補充與回應。 如果手機可以讓一般人工作、交流、傳遞資訊更有效率，為什麼不可能用在教學？ 確實，禁止很簡單，善用比較難 在一些情況下，手機當然一定對老師不利。如果老師的教學真的無聊，學生一點都沒有想參與，他們當然拿手機上網、聊天、看影片。我們需要假設老師上課能力都這麼差嗎？ 另外我們也可以另一角度來看：禁止學生用手機，其實同時也禁止了老師借助手機強化教學的趣味性、速度與精采度。 並且，再怎麼說，如果學生能擅長用手機學習，日後也將更擅長、更快學到如何用手機等電子器材協同工作──而這無疑是未來工作的景貌。 任何工具都是中性的，無善無惡，善用它就會進步，躲避禁止「工具」通常造成停頓退步；清朝末年禁鐵路、禁發電，就是前車之鑑。禁止很簡單，善用比較難，但我們只能走簡單 （但退卻）的路嗎？ 很希望教育界多一些自信，積極利用新工具。學生用手機傳訊息，可以是傳給課程資訊給老師和同學；學生雙眼凝視老師講課時，其實也可能正魂遊象外，不是嗎？ （本文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站立場） ★圖文由想想論壇同意授權轉載，原文請見：【學與業壯遊】手機平板不是洪水猛獸，學校與老師大膽開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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